如1919年5月至8月，从泉州城里工人、店员到德化陶瓷工人为声援京沪学生的斗争，都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活动。但鉴于这一时期的群众性斗争仍然处于自发阶段，都没有在整个泉属地区形成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影响也不大。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泉州各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才逐步进入自觉阶段，出现了风起云涌和武装反抗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革命形势。
1923年2月7日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罢工的最高峰。2月21日获悉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的消息后，泉州律师公会会长黄光瀛立即致电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张一鹏，声援二七罢工工人：“7日肖耀南枪杀无辜工人36名，并将同志施洋无故逮捕，且又处以死刑。噩耗传来，群情愤怒。除迳电肖耀南责诘外，请贵会速即联络沪上各团体设法营救，以保人权而平公愤。”电文充分表达了泉州各界人民对军阀刽子手的无比愤慨，对罢工工人的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同年3月25日，泉州南门丰瑞钱庄经理张华如，发现英美烟草公司每月从本地汇出几十万元，深感帝国主义对泉属地区经济掠夺的严重危害性，如不及早抵制，将造成更加严重的恶果。于是，张华如便利用民间有提灯游街的习俗，自制10盏鼓灯，并写上标语，画上漫画，带领本庄职工和雇请的儿童一起提着鼓灯，上街游行，号召市民警醒起来，反对洋人推销洋烟。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丰瑞钱庄职工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发起成立了由苏谷雨任会长的“拒毒会” (又称“俭德会”)，大力宣传吸烟对人的危害和勤俭节约的好处，提倡抵制洋烟，给了英美烟草公司及其代理商靠卖洋烟发洋财的掠夺性经营以有力的打击。
压迫愈深，剥削愈重，反抗愈烈。泉属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抗军阀的残暴统治，突出地表现为广大农民抵制苛捐杂税、抗缴田赋的武装斗争。1923年11月，兴泉永护军使王永泉部驻惠北之杨增福团，勒派捐税50万元，并招集日籍台湾浪民四出催收，惠北人民忍无可忍，正酝酿进行一场反抗斗争。其时恰逢北京燕京大学法律系惠安籍学生庄竹秋接受李大钊的指派，与在京读书的同乡同学刘雪本、柳克明一起回乡了解和参加群众斗争。他们回家后便一起发动山腰、郭厝、峰尾等乡农民、盐工、渔工共同抗纳捐税。惠安县署包征烟苗捐的第一科科长沈葆中闻讯后竟派一个连前往镇压。庄竹秋当机立断，亲自率山腰农民在埭中拦住敌军。附近各乡农民听到这一消息，也纷纷带着锄头、扁担赶到埭中，将敌军团团围住。敌人见势不妙就放冷枪相威胁，被枪声激怒的数千农民，蜂拥而上，予以痛击。敌官兵100多人，除10多人逃脱外，其余全被农民击毙。事后，驻扎惠北的军阀部队杨增福团奉命前往“剿办”。在战斗中，农民又利用有利地形，再次给予进犯之敌以重创，击毙敌官兵70多人，缴获几挺机关枪和1门大炮。遗憾的是因敌人火力悬殊，加上在关键时刻有一个族长动摇，撤走防守力量，致使敌军长反攻倒算，杀人放火，屠杀群众3000多人，焚烧房屋数千栋，造成几万农民无家可归。为此，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于1924年1月20日发表文章揭露军阀的残暴罪行，声援惠安人民的英勇斗争。福建旅京同乡会和省内各界也奋起声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命令福建省政府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替罪羊”沈葆中枪决示众，以息民愤。虽然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惠北各乡的苛捐杂税从此大大减少，但是，惠北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自觉投身于革命的人民，从来都具有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继惠北人民的英勇反抗之后，泉属各地又相继爆发了几起类似的抗捐斗争。
1924年8月，惠安崇武的店员、商民和渔船工为反对军阀高义抽收百货捐，自觉地联合起来，举行罢市、罢海，并致电福州、厦门各界请求声援，终于取得胜利。10月，为反对军阀每月强征5万元军需费，泉州商民奋起罢市，南门外马坪、亭店等地则发起组织乡团，抗缴捐税。晋江、惠安、南安三县农村先后有1000余乡积极响应。
1926年1月，军阀孔昭同命其爪牙赵得功、汪连明，捐蠹（当时对收捐者的称呼）丁子尧等，在南安西溪一带勒征鸦片烟苗捐数十万金，陷十余万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西溪小霞美乡的乡贤陈世哲刚从广东参观农民协会回集美学校，得讯后，激于义愤，毅然归里，沿溪奔走组织13乡农民协会，呼吁民众武装抗捐，声势浩大，震动闽南各地。陈世哲还亲往镇署见孔昭同，吁请减税，孔竟将他拘禁在镇署石室内，施以酷刑，陈世哲嗔目慨然说:“吾为十余万民众解除痛苦，早具牺牲一己之心，死则死耳，吾自问坦然，方寸无愧怍焉!”同年4月6日，陈世哲在泉州南校场从容就义，年方36岁。
当时军阀捐蠹积恶多端，民怨甚深。泉州各地人民群众反抗军阀统治斗争的革命事迹很多，因史料记载不全，无法一一整理出来。在此，只列举几个例子，反映当时泉州人民反抗军阀统治的斗争景况。泉州各地反抗军阀统治斗争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泉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