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兵燹摧残之害，是军阀割据带给泉州人民的一大灾难。德化县的民军、土匪为扩充各自的实力，大肆掳掠贩卖儿童，以换取枪支弹药。1918年，全县各区纷纷迫乡联络购买枪械，或数百元，或数千元，“或掳人勒赎，遭其杀害父母妻子离散者，倾家荡产者，露宿冰山冻饿者，时有所闻”。官军、民军、土匪烧杀抢掠，其手段之毒辣、残暴，乃史上罕见，有杀头剖腹取心而食的，有香火烧炙全身、凌迟处死的，有手脚钉在门板上、挖出眼球，用棉花沾油活活烧死的，真是惨不忍睹。
1918年9月6日，在军阀的一场混战中，靖国军不敌北洋军，致使北洋军攻入晋江县安海镇时，几乎家家门户被撬开，北洋军肆意出入，强取豪夺，不但目所能及者均在被掠之列，连橱桌箱笼，也被破开洗劫。仅3天时间，该镇就损失62万元，遭抢劫的民居585户、商店367家，并有13人被杀身亡。1920年4月14日，粤军与靖国军的一场混战，又使安海24境（各角落）中的22境、2000多户遭到粤军的肆意洗劫，前后仅14天，损失高达157万元。当时，安海人口约1.6万余人，为避难而逃往厦门者达万余人，散处外乡者3000余人，留在家者不上千人。安海成为不得安宁的苦海。
1923年，为镇压抗捐农民，军阀王永泉的胞弟王永彝“抽调安海、南安一带北兵约一团，会合杨团（王永彝所属的杨增福团），分路进攻惠北各乡。下令遇乡即洗剿，所到之处，逢人即杀，虽妇幼不免。山腰乡庄姓首当其冲，死者千余人，附近之坝头乡，居民数万户，全告焚毁，死者不计其数，哭声震天，其惨劫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有过之。……被毁者十八九乡，死于火者数百人，死于枪者又约千人”。（参《中共福建地方史》一卷，第104页） 1926年，军阀部队周荫轩团，借口惠安内三乡“囤积枪械，恃险作恶”，于7月8日派军队围攻寨后等村，房屋被毁百余间，被杀10余人；7月11日，军阀部队又焚毁东坑等村；7月20日，周荫轩到惠安督促该团驻惠苏营，分兵驻于陈田、东坑二乡，继续“剿办”烧杀。这期间，惠安内三乡各村少壮者逃匿外乡，辗转沟壑；军阀部队在各村如入无人之境，百姓财物，予取予夺，各家器物搬出焚烧；稻禾、地瓜等庄稼也被糟蹋得无法收成。内三乡被摧残得“家如悬罄、野无青草”。
备受横征暴敛之苦，是军阀割据带给泉州人民的又一大灾难。而最恶毒的手段要数逼种鸦片，征收烟苗捐。兴泉永镇守使孔昭同逼民种烟的布告居然露骨地写道:“劝你早下种”“不种也须解囊”云云。那时候，周荫人规定每亩烟苗交正捐大洋12元，另有附加税，多则每亩6元，少则1至2元。晋江、南安、惠安三县每年包捐额多达60万元。为弥补所谓军政开支之不足，孔昭同在兴泉永各地甚至已经预征1932年的田赋。
陈国辉借筹军饷之名行摊派勒索之实更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所立苛税，名目繁多。陈国辉部强迫农民广泛种植罂粟，一下子逼种百万来亩，每亩抽烟苗捐30、20、10余元不等，并依靠枪杆子催收，仅两年内就征收数百万元之巨。所生产的鸦片，除部分外销或囤积起来外，其余流毒本地，终致盗贼丛生，地方受患。陈国辉还广立其他捐项，强征赌捐，“花”捐、烟灯捐、拆墙捐、新厝捐、铺捐、修路捐、马路捐、公路捐、桥梁捐、飞机捐、飞机场捐、给养捐、特别给养捐、嫁娶捐、棺木捐、猪仔捐、牲畜捐、屠宰捐、香楮捐、番薯苗捐、果树捐、百货捐等等，多如牛毛的税捐，让百姓遭殃、哭笑不得。陈国辉部上头胡作非为，部属也跟着明征暗索，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部属经常开黑单，派军饷，谁敢说个“不”字或要求缓交者，陈国辉部属就把谁当作“犯人”抓走，关进他们私设的监狱。一入狱，又要增加新的敲榨款项，如草鞋礼、开锁礼、看守礼、打缚礼等等。受过陈国辉及其部属勒索、奸淫、惨杀的泉属各地，无不怨声载道。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军阀割据下的泉属各地，广大劳动人民同样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呻吟着、挣扎着。正如当时在德化县流传的一首民谣所反映的那样：“三生不幸遇凶年，南北纷争各要捐。捐生加捐捐不尽，饷中又饷饷难还……。”1923年，出身贫苦的泉州“温陵韬社”诗人林骚写的一首古凤《挑夫叹》，也真实地描绘了军阀强行抓丁拉夫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悲惨遭遇。诗中写道：“一从为挑夫，妻子望眼枯”“一日止一餐，一餐百里路”“鞭挞时带血，力尽无缓步，不如牛与马，能得主人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