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属地区是介于漳州、厦门与福州之间的战略要地。那时，福建各派军阀为争夺此重地，不断爆发混战，几乎没有宁日。农民除了受尽战祸之害外，还得承受特别严重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因此，省委要求泉属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反对苛捐杂税作为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的中心口号，举行群众会，示威游行，捣毁粮柜，取消税局及一切征收捐税的关卡，打击粮差、捐吏、税蠹，造成“千百万群众反抗苛杂税的伟大运动”。泉属各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反对苛捐税特别是反对烟苗捐的大小斗争，此起彼伏，一直没有止。
1929年11月，中共永德县委书记陈韵夫在五里街万春下蔗铺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菁、陈微芬、老曹、辜芳炽、陈其辉、林昂等人。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关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准备暴动的指示后，经认真讨论，决定在鳌峰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先以鳌峰农会为基础，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抗债斗争，即“五抗”斗争，争取联络当地民军，重点打击军阀陈国辉。会后委派林菁、陈其辉负责组织民众和争取民军工作。
发动群众开展“五抗”的工作主要通过学校为渠道进行，陈其辉负责鳌峰总校董事会，方雨耕任总校校长。1930年初，林菁到鳌峰，担任总训教育主任，负责总校领导工作。并把各乡村学校改为鳌峰的分校，以学校为阵地，通过进步教师在各乡村培养农会骨干。总校成为发动群众“五抗”斗争的中心，各村农会迅速发展，在枣岭剧头铺、东林、溪碧、后垅、大水路、前山、亭仔口等乡村都有大批农民加入农会，参加“五抗”斗争，农民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
陈国辉急于搜刮军费扩充兵力，捐税之重比之前勒捐头目尤赐福高出10倍，单鸦片捐一项，就向鳌峰农民派3000块银元，又到处掳人勒赎。连民军头目陈清茹，对陈国辉如此敲榨鳌峰民众，也表示不满。通过党组织的思想工作，陈清茹表示要与农会合作。但顾虑力量单薄，难与陈国辉抗衡，于是，提出必须联络附近民军、民团，牵制陈国辉的后方，并主动派人去德化、湖洋联络。
德化民军徐飞龙辖地靠近鳌峰，其地盘因受民军林青龙的侵袭，处于守势。徐飞龙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答应支援鳌峰抵抗陈国辉，建立联防，互为后方。湖洋民团黄河书、刘子宽也因受陈国辉军队的威胁，表示愿意与鳌峰合作。县委又派李子云与陈其辉到德化联络民军张雄南和黄其兰，用“唇亡齿寒，希望互助”这一口号，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1930年3月底，陈国辉派5人到鳌峰剧头铺催收烟苗捐，气势汹汹，群众飞报鳌峰总校。林菁闻报，未加思索，缴了此5人枪械后即“放虎归山”。这一举动，过早地暴露了鳌峰农民武装抗捐的意图。实际上，鳌峰农民武装抗捐斗争的准备工作虽然做了不少，但尚未就绪。不仅农会的骨干薄弱，农民武装队伍亟待壮大并需加强组织训练，而且民军还未完全争取过来，联络外围民军支援尚需时间待以落实。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对陈国辉宜采用拖延时间的缓兵策略。但事已至此，只好抓紧应战准备。一方面加紧发动农会骨干和群众整修防御工事，修建防守枪楼，加强对敌进犯鳌峰必经之地——枣岭的前哨防卫，决定由农会骨干和陈清茹的民军主力负责防守；一方面加紧对各村农会的紧急动员，揭露陈国辉的罪恶行径，鼓舞士气。群众对陈国辉无不切齿痛恨，纷纷加入以火药土枪装备起来的农民武装队伍。后垅、溪碧是鳌峰的后卫和右卫，均以农会骨干为主，组织农会群众参加防守。溪碧农民还纷纷捐款，购买制造火药的工具。各家各户自制硝药，修整火药枪，严阵以待。
4月18日深夜2时，陈国辉派兵500余人，分两路偷袭鳌峰，其中一路包围了东林枪楼。早有准备的鳌峰农民武装和民军士兵，趁黑夜分三路迂回其背后，出其不意地发起突然袭击。陈国辉这一路军队不知虚实，匆忙向溪碧及蓬壶方向溃退，略有伤亡。农民武装追击至界外，破晓始返。
陈国辉部的另一路200余人由彭棠带领越过枣岭前方，向亭仔口枪楼逼进，农民武装奋起反击。这时，德化湖上的援军，从天马山居高冲杀而下，与守卫在枣岭的农民武装形成夹击之势。顿时，彭棠部阵脚大乱，狼狈逃窜。适遇天降大雨，视线不明，彭棠部得以逃遁，伤亡十余人，农民武装只有一人轻伤。首战告捷，农民武装士气大振。
陈国辉不甘心失败，于5月3日又纠集1000多兵力，分兵三路再次进犯鳌峰。此次陈国辉采取新计谋，事先拉拢林青龙部，在进攻鳌峰的同时，进攻德化县城，牵制徐飞龙部，使其无法分兵支援鳌峰。同时，改夜袭为白天进攻，并且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手段，步步为营，边攻打边烧杀。而鳌峰农民武装则由于防守战线过长，兵力单薄，缺乏机动力量，处于被动局面。又因湖洋两派民团发生内讧，为保存实力都不肯离开驻地。这样，鳌峰农民武装就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况，使本来就敌众我寡的态势更加严峻。但是，农民武装仍然同仇敌忾，士气旺盛，顽强抗击，与进犯的敌军相持了一昼夜。
第二天，陈国辉集中优势兵力，全线发起进攻。枣岭前哨设置的前山枪楼利用密林掩护，是侧面牵制从枣岭中路进攻的秘密据点，不料竟被陈国辉部发现。陈国辉先分一路兵力，从鳌坑林村集中兵力攻陷前山枪楼，烧毁民房后，又下山沿溪边冲向埔尾，直攻鳌峰总校，校舍被炮火夷为平地。林菁、方雨耕带领总校教职员工和多数群众向德化转移。中路的敌军也越过枣岭前哨，进攻亭仔口，冲入剧头铺。此时，陈清茹寡不敌众，为保存实力率民军且战且走，退往德化。另一路敌军则从苏坑洋坪进犯后垅，攻破后坑的白马、仙坪两座枪楼。许多农会骨干和民军士兵，坚守据点，英勇战斗，打尽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
陈国辉攻占鳌峰后，大肆烧杀抢掠，杀害群众33人，打伤多人，烧毁房屋43座，抢劫牲畜财产不计其数。许多群众被捕至县城关押勒赎，弄得倾家荡产。
鳌峰农民武装抗捐斗争失利后，陈国辉部到处搜捕和镇压共产党人，县委领导人李文墨被捕，5月11日英勇就义于永春西校场。县委其他成员走散，党组织的活动被迫暂告中断。至1930年7月，中共永春县委重建，继续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事实证明，哪里党组织恢复早，哪里的农民武装抗捐斗争就迅速掀起新高潮。1930年1O月，省委决定惠安县委归莆田特委领导。1931年2月，莆田特委撤销后，惠安县委失去了与上级联系而失散。5月初，经中共泉州特支请示福建省委驻厦办事处同意，指派唐言福返回惠安恢复党组织。不久，建立了惠北普安支部和三朱、山腰、前黄、下江、濑厝、谢坑、东岭、小岞等活动据点。6月，省委派沈玉泉到惠安分别组建党团县委机构，沈玉泉任中共惠安县委书记，唐言福任共青团惠安县委书记。在此前后，上级党组织曾调派李昭秀、穆国海和曹海加强惠安的工作。县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迅速恢复涂岭、普安、三朱、山腰等地的党支部和群众组织，开辟以三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全力投入领导农民抗捐斗争。并在普安打银店建立县委交通站。县委要求党员利用同乡、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师生等各种关系，深入惠北、惠东、惠南各个乡村做宣传发动工作。在党的指导下，“十八乡”、山腰、霸头、瓦厝一带的“四八”“五三”帮会组织派代表与党组织洽谈，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年9月，李文端接任县委书记后，全县相继建立了普安、涂岭、瓦厝、西山4个党支部。至11月，又建立了三朱、山腰、峰尾、泗洲、驿坂、辋川、峰崎、东园、南埔、肖厝等30多个党组织的联络点，全县有党员100多名。同时，在“十八乡”、涂岭、菱溪、郭厝、峰尾、施厝和惠南的东山、蔡厝相继建立了农会、工会和妇女会，农会会员有300多人。
之前，陈国辉主力1929年6月在龙岩被红四军歼灭后，陈只身化装逃脱，回到闽南，重新纠集南安、晋江、仙游等地股匪，拼凑成“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自任旅长，下辖陈育才、陈佩玉、彭棠三个团。为了解决其粮饷，图谋东山再起，1931年夏末，陈国辉派遣陈育才团进驻惠安，分别驻扎于崇武、东岭、惠西、辋川、涂岭、坝头等区乡，强制村民扩种鸦片9万亩，摊派鸦片捐180多万元大洋。陈国辉的高压榨取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12月，中共惠安县委发动下九乡农民自卫军围缴陈国辉征收“油园捐”的匪军20多人，赶走了反动军队，点燃了惠北武装抗捐的熊熊烈火。
1932年初，惠安县委向厦门中心市委报告了惠安斗争的形势，请求中心市委派人加强对武装抗捐的领导。2月，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带着指示信巡视惠安并指导抗捐斗争。接着，又派漳州工农红军游击队参谋长庄毓英回惠安工作。在上级的指导下，县委确定武装抗捐斗争以三朱为中心，并根据指示信中关于“配合红军进攻漳州和牵制敌人兵力……发动农民抗捐斗争，然后转入建立政权”的精神，先后在三朱、普安、曾炉寺、山腰等地召开8次党内会议，研究抗捐斗争问题，作出决议：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建立武装队伍进行抗捐斗争，先打败陈国辉驻惠安部队，然后进攻县城，最后建立苏维埃政权，逐步进行土地革命。在抗捐方法上，惠北采取“硬抗”，即武装抗捐；惠南采取“软抗”，即拖缓不交。同时决定把原有不定编的工农武装，编为“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支队”，庄毓英为支队长，唐言福为政委．尔后，又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成立了由唐言福担任负责人的“惠北抗捐大同盟”，把游击队、农民、开明乡绅和“四八”“五三”帮会都容纳在抗捐统一战线组织内，扩大了抗捐阵地，增强了抗捐武装力量。
1932年3月4日，陈国辉200多人，为强迫民众“认捐”，进驻三朱，一进村就劈门破户，肆意抢掠群众财物。为避兵灾，乡民公推举开明乡绅与之洽谈，并于6日夜设宴招待。陈部则以酒中有毒为借口，将朱丁元、朱振元、陈大泽和朱明春等4人作为人质而扣留关押于坝头馆仔，要挟该乡认捐1200亩，并须按期如数缴清，始允放人。
惠安县委得知此事后，即在三朱后宅村朱汉膺家设立抗捐运动指挥部，由蔡协民任总指挥。并分头派人联络各方力量，准备举事。
3月14日下午1时，县委直接指挥的武装骨干队伍、帮会会员及“十八乡”、山腰抗捐群众三四千人，在李文端、唐言福、詹双喜、郭杨柑的率领下，分三路围攻驻防在坝头馆仔和朝林的敌军。激战3小时，毙敌3人，俘2人，缴获枪支等20多件，攻占敌“田亩捐办事处”，救出朱丁元等4人。15日早，敌人施德诚营部分兵力再次侵占坝头，山腰、“十八乡”等地抗捐队伍旋即给予迎头痛击，与敌奋战至下午四时，把敌击退。这一天，俘敌1人，缴获枪支等10多件。第二天又会攻退守朝林之敌，致敌死伤10多人，抗捐武装也牺牲1人，伤3人。敌人连遭打击，只得连夜组织“敢死队”分三路突围，逃回县城。
在3天激战中，抗捐武装深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山腰、“十八乡”等地群众主动送水送饭到火线，有的自带粮食为战士们做饭，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还有成千上万没有武器的村民，布满四周山头，敲锣击鼓、挑草放火、喊杀助威。涂岭党支部，在吴国珍带领下，深入发动群众，砍电杆、散传单、烧桥破路，阻击敌人。惠东、惠南广大农民，在李昭秀、曹海的领导下，响应县委号召，积极地开展“软抗”，密切配合惠北“硬抗”斗争。
为了保卫武装抗捐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在三朱成立了县委直接领导的30余人枪的游击小分队，以应付敌人的袭击。4月17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许依华到惠安布置工作，并召开县委会议研究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此后，群众性的武装抗捐斗争转入了武装游击斗争阶段，继续给予陈国辉武装收捐以有力地打击。4月25日，一个收捐员在5名武装的保护下，窜入“十八乡”催捐收款，游击队员闻讯后，立即奔袭反动武装。经过1O来分钟的战斗，将那5名匪兵和收捐员全部活捉，匪兵经教育后释放，收捐员则就地处决。
在武装群众和游击小分队的打击下，陈国辉看到单纯用“硬”的军事手段达不到目的，便采取软硬兼施手法，打着“减收”的旗号，收买惠北各地土豪、劣绅、乡长、房长、族长，逐乡逐里进行“调解”，从中分化瓦解“惠北抗捐大同盟”。同时，指使国民党惠安县长叶明昆与党部要员到惠北进行“调解”活动。惠安县委针对这一新动向，一面同陈国辉的阴谋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继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农民“反抗陈国辉到底，不出一个钱的鸦片捐！”一面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叶明昆等人的“调解”活动，迫使其乘汽船逃往厦门。在海内外舆论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将陈国辉毙于福州市曹，其部也被改编而撤出了惠安。
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其后方的统治，加紧派重兵进攻晋南游击区，经常以查户口为由，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晋南人民的压迫日趋严重，苛捐杂税愈来愈多。因此，中共晋南特支领导各支部，在青年工人、店员、农民中广交朋友，秘密集会，散发传单，组织店员工会，成立抗捐团，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租、抗饷、抗捐、抗税、抗粮的斗争。
第十九路军进驻泉属地区后，“群众受压迫，苛捐杂税剥削得更加厉害，痛苦更加深重。”又遇到旱灾，米粮更加缺乏，而第十九路军却决定抽收洋米税，“穷苦的农民受到生活的压迫”，抗捐抗税的斗争，分米分谷子的斗争，“更是热烈的爆发起来”。1933年6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张德秀巡视晋南，传达市委关于“巩固组织，深入农村开展抗税抗租运动，打乱敌人后方，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发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游击小组”的指示。晋南县委一方面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雇农工会以及斗争委员会，开展日常斗争和年关斗争，另一方面通过向亲戚朋友借用枪支，组织游击武装小组，武装抵抗国民党征收捐税，保护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激发了群众的斗争热情，提高了胜利的信心，扩大了抗捐组织。晋南群众自发行动起来，插红旗，烧桥梁，砍电杆，进行积极对抗第十九路军的斗争。
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后，厦门中心市委发出壮大党的组织，“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扩大红色区域”的指示，中共晋南县委立即召开会议，认真地传达贯彻，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五抗”，并以晋江，南安交界的梅岭区为中心片区，沿福州至厦门和泉州至安海公路两侧农村开展分粮斗争，发动群众组织小型的武装干扰敌人，打击那些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土豪劣坤，没收他们的粮食、衣物分发给贫苦农民。
“五抗”斗争的开展，使泉属各地农民取得武装起义取得初步胜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劣绅以有力的打击，为此后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