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后，经过一番预谋，于同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分北、南、西、东四路“围剿”中央红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率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有11个师又1个旅；西路军以何健为总司令，有9个师又3个旅；东路军则由第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负责，指挥所部和福建地方军共7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闽西和闽西北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把此重任交给第十九路军，目的是借红军的力量削弱以至消灭第十九路军。早在1932年5月21日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派进福建的举动中，这一险恶用心就已暴露无遗。而第十九路军领导人则企图利用福建作为反蒋基地，谋求发展。所以，入闽时一面广泛散发标语口号，宣称是为救闽而来，“不拉夫，不扰民，不强买，厉行禁烟”；一面发出布告，宣布厉行“剿赤”，巩固地方，巩固国家。1932年8月18日，第六十一师在泉州东门外，就集体屠杀共产党员及“嫌疑犯”69人。对于民众抗日的宣传和行动，也规定在一定的允许范围之内。由此可见，蒋介石和第十九路军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妥协的一面。当矛盾高度尖锐化时，第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福建事变”，而蒋介石则利用“闽变”之机，给第十九路军以当头一棒，使第十九路军遭到灭顶之灾。

1934年1月，“闽变”失败后，蒋介石重新部署并强化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除继续保持北、南、西三路的兵力外，特别加强了东线闽西战场的兵力和攻势。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漳州，辖10个师，即第三师李玉堂部，第九师李延年部，第十师李默庵部，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暂编第五十二师卢兴荣部，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第八十师陈明仁部，第八十三师刘戡部，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新编第十一师周志群部等。蒋介石“把重兵放在北路和东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先攻打宁都、长汀，然后再进攻瑞金、兴国，企图“压迫共军于赣江而消灭之”。

在第五次“围剿”之初，第十九路军虽也不断发动对安南永德红色区域的“清剿”，但毕竟不是进攻的重点，加上党在第十九路军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许多士兵同情革命，有的还携枪加入游击队。又由于红色区域内党政军民团结战斗，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的“清剿”。因此，安南永德红色区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闽变”失败后，蒋介石加强了东路的“围剿”攻势，但因其攻击的重点仍然是闽西和闽西北，所以安南永德的革命局势，依然继续向前发展。

在这有利的局势下，为了进一步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1934年2月5日，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由共青团厦门中心市委宣传部长方毅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示，要求安南永德边区军民主动出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会后，安溪中心县委向各区委、特支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红二支队立即发动骚扰工作，打土豪分粮食；立即动员党团员和群众，加紧年关斗争和“五抗”斗争，进行分田；加强团队建设工作，瓦解敌军；广泛组织农民自卫军，加强军事训练；组织宣传队，深入各地宣传。

在安溪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安南永德边区军民赢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3月7日，红二支队和地方武装取得了围攻驻魁斗的安溪县保安团的胜利；5月25日，红二支队攻打芸美民团，营救出被捕同志；6月24日，红二支队袭击仙苑联保处，没收反动派的财产，分发给贫苦群众等。

所有这些胜利，不仅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安南永德红色区域的范围。在安南永德边区军民斗争胜利的鼓舞下，晋江、南安边界和安溪、南安、同安边界的游击武装斗争也取得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