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安南永德军民反“清剿”斗争进入十分困难的时期。敌人继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手段，对革命力量实行全面进攻。军事上以第二十六旅为主力，组织省保安团、县保安队和地方民团等大量兵力，轮番实行联合“清剿”、分路“清剿”、分片“清剿”，并采用“围剿”中央苏区步步为营的办法，在重要乡村和交通要道遍设碉堡，强迫群众参加搜山，企图封锁和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政治上加紧对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搜罗重用叛徒、变节分子，组成“铲共义勇队”四处进行破坏活动，要挟、强迫“自新”者带路围捕，“清乡”、捕杀共产党员、党政军干部和革命群众。在敌人反革命的进攻下，诗山区、金淘区、芸溪区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的损失。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安溪中心县委于1935年7月7日在安溪芸溪区乌土（今金谷乡河山村）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安溪中心县委委员、红二支队大队以上干部以及各区委书记。会议由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郭灿主持，会议认真讨论研究了游击区的局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和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等问题，提出了“巩固组织，开辟新区”的斗争方针，决定整顿组织、坚持斗争。会议根据形势的需要，改组了中共安溪中心县委，由郭灿、翁成金、林多奉、尹利东、彭德清5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郭灿任书记（1个月后，郭灿离开安溪，由翁成金接任书记），翁成金任组织部长，林多奉任宣传部长；杨七、刘由、郭港、曾奎、张华光、郭龙、张剑峰7人为县委执行委员。同时，对红二支队及各区委领导成员也进行了调整、充实。

七七会议根据当时的局势，重申了政治思想、组织制度和宣传工作等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即加强中心县委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度，每旬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每月召开一次执委会议，每月作一次全面的政治分析；组织部门要经常召集会议，加强组织工作，健全组织生活制度，制订支部生活表和党团员登记表；调整、健全各级交通网络，挑选忠实可靠的同志充当交通员；加强宣传工作，改进宣传方式，揭露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拉拢阴谋，每一次军事行动之前，都要订出宣传纲领与口号，进一步做好中心县委机关报《安溪红旗》等报纸的出版发行工作；加强巡视工作，中心县委继续选派巡视员深入各区委、特支，了解情况，督促指导工作，考察和教育个别区委干部；严密组织，注意秘密工作，防止泄密，规定各区委只能与支部书记直接联系，把群众工作交由支部书记负责；注意提拔优秀的基层干部。

七七会议还针对敌人的军事进攻，着重研究了反“清剿”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认为面对敌人军事上的“清剿”，只有冲出去开辟新区，才能扭转局势，巩固组织。而在战术上则提出要避开强敌的进攻，不与敌人主力正面作战，以保存革命力量。因此，决定把红二支队化整为零，分路出击，发展新区，侍机歼敌。

由于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对形势有比较正确的分析，对反“清剿”斗争的前途认识也比较清醒，因而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和行动计划。七七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和部署，虽然由于敌强我弱未能全部实施，但是，它对于在极为不利的局势下坚持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会议通过整顿和改组党的组织领导成员，加强了政治思想、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这对于党员、干部克服悲观动摇思想，稳定军心、民心都有所促进。当然，会议也有不足，就是对于组织内部不坚定分子和投机分子的叛变行为，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必要的批判、斗争，在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又放弃革命气节的教育，放松领导层的思想政治建设，致使中心县委的几个重要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不仅因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而叛变了革命，而且充当了反革命的打手，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极大地危害了党的组织和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