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开始,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师李延年部对安南永苏区疯狂地进行“清剿”,泉属党组织处境十分困难。面对险恶的时局,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为了尽快把安南永苏区与晋南游击区、厦门、漳州连成一片,以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求中共晋南县委积极发动晋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粉碎敌人对安南永苏区的“清剿”阴谋。1935年3月,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决定由红二支队支队长尹利东、政治委员李剑光率领精干的驳壳枪队30余人转战晋南游击区。在晋南游击队紧密配合下,尹利东率队在南安榕桥梧坝村镇压了贩卖鸦片的恶霸李奕、李金,使当地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晋南游击队由1934年3月组建时的15人发展到50多人,扩建为晋南游击大队,大队长尤大斧,政治委员傅文煌,副大队长王美,政治部主任王村生。
在中共晋南县委重视和领导下,晋南游击大队深入发动当地农民赤卫队,协调行动,主动出击,广泛开展晋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先后镇压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等反动分子计30余人。1935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两个班的征粮兵,进入白垵村征粮,扬言凡不交粮者就要牵走其牛羊。尤大斧接到报告后,立即率游击大队袭击在白垵征粮的国民党军,枪决征粮兵2人,并当场烧掉田契。
国民党军队不甘失败,7月间调集近一连兵力包围了南安岭兜村。尤大斧率领晋南游击大队和当地赤卫队,奋力还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敌人仍不甘心,8月9日,国民党又派征粮兵12人进驻砌坑村,抓捕抗粮的革命群众尤芳乏。尤大斧闻讯后,立即率领游击大队,突然袭击砌坑村,冲进征粮兵驻地,敌人措手不及,只好举手投降。这次行动缴获长枪11支、短枪1支,并救出尤芳乏。
晋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取得节节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仇恨。9月25日,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师李延年部第二十六旅谢辅三调集200余人,兵分三路包围岭兜。在危急的情况下,尤大斧率领晋南游击大队迅速突围,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晋南游击区与国民党军周旋。但是,由于敌强我弱,晋南党组织和游击大队遭到严重损失,王村生等领导人被敌人杀害,干部、群众被捕106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晋南。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1935年10月3日,晋南游击大队返回岭兜中心片区,驻在后垵村。但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师补充团第四连,兵分三路包围后垵村。凌晨,尤大斧检查岗哨发现敌情时,晋南游击大队已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尤大斧和副大队长王美分析敌情,决定兵分两路突围。王美率尤小芳、尤玉秀3人为一路,却在突围中被捕,当晚在岭兜英勇就义;尤大斧一路10余人,勇猛冲击,至甩掉敌军的合围时只剩5人。尤大斧率队员隐蔽在橄榄洞内。6日上午,由于叛徒李进、李开的出卖,并进洞伪装要和尤大斧接头联系,突然李进用木棍猛击尤大斧头部,洞外敌人同时开枪,尤大斧当场壮烈牺牲,其余4人被捕后也英勇就义。此后晋南游击大队长由张尚守接任,继续在晋南开展游击活动。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和“铲共义勇队”的跟踪围截,包围乡村,滥捕滥杀,制造白色恐怖,游击队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小。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党组织领导游击队转入隐蔽斗争。1936年春,李刚在晋江塔头活动时,经朱汉膺介绍,与中共晋南县委书记黄国英接上关系,5月被增补为县委委员,参加领导晋南游击区的斗争。同月因傅文煌叛变,莲河区委书记吴复基等6人被捕,晋南组织再次遭受严重破坏。此后,根据中共厦门工委的指示,晋南县委改为晋南工委,书记黄国英,组织李刚,宣传何开秦。1937年5月,黄国英叛变,何开秦被捕。李刚在极端险恶的处境中坚持斗争,接受了厦门工委关于晋南工委归闽中工委领导的决定,担负起晋南工委书记的重任,并被增补为闽中工委委员。
自1933年至1936年,中共安溪、晋南区域党组织领导安南永德、晋南地区开展的武装斗争,经历了由胜利到挫折,由公开到隐蔽的过程。期间,虽然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党领导的红二支队和晋南游击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有力配合和支持下,拖住了国民党宋希濂、李延年部大批兵力,为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