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9月3日起，日军军舰、飞机炮击、轰炸金门、厦门。10月26日，金门沦陷。中共泉州党组织从此进入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努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又联合又斗争的历史时期，党领导下的泉州人民从此投入持续8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以此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提交的《宣言》，标志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

新的形势给泉属党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在抗战爆发前的三年游击战争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泉属党组织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都遭受到严重损失，抗战初期仍然保留下来的党组织，只在泉州沿海一带坚持活动，1936年8月改隶于闽中特委的中共惠安特支和1937年6月划归闽中工委领导的中共晋南工委及其所属的37个支部、92名党员。在同一期间，原在安南同边区龙门一带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员、干部，有的牺牲，有的被捕，有的向上海等地和新加坡、马来亚转移，有的就地隐蔽下来。因此，抗战初期，中共泉属组织面临着恢复组织、发展党员和利用合法组织形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等严肃的政治任务。中共晋南工委还面临着支持从军队合作开始的闽中国共合作的特殊任务。

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时候，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方针，中共闽中特委就遵照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主动停止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行动，在党内外开展为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传教育。当时国民党不仅对合作抗日缺乏诚意，而且加紧对中共革命武装力量的“清剿”，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竟下令动员各县配合“清剿”，组织特务分子进行秘密破坏。

1937年2月26日，中共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组织部长陈如舫（潘涛）、宣传部长黄孝敏、青年部长余长钺和执委陈炳奎等，在莆田梧塘区洪度村开会，研究进一步开展抗日宣传，促使国民党接受和平谈判，由于叛徒出卖，这5个特委领导全部被国民党宪兵捕送省会，同年6月23日在福州英勇就义。

王于洁等被捕后，闽中特委军事部长、闽中游击支队政委刘突军马上召集党的骨干会议，改组特委，建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即闽中工委），刘突军为书记，苏华、黄国璋为委员，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并努力寻找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4月下旬，闽中工委派黄国璋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薛尚实，接上了组织关系，南临委派姚铎听取黄国璋的汇报，并向黄介绍全国抗日救国的形势和党中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让黄阅读有关文件，最后传达南临委的指示：闽中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联队；国共两党已在谈判合作抗日，闽中党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闽中工委要派一个交通员赴港，以加强与南临委的联络。

6月中旬，黄国璋回到设在莆田、永泰边区的工委机关，向工委汇报了赴港的经过和南临委的指示，工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正式把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联队，成立指挥部。由吴德标任司令员，刘突军任政委，王铁成、雷光熙任副司令员，队伍集中在莆永边区整训。会议还决定派金贯一为交通员，赴港与南临委联系和请示有关国共谈判问题。

七七事变发生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守土抗战”的谈话。各地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纷纷仿照蒋介石的调子在报刊上发表抗日文章。莆田国民党驻军团长李鼎彝也在《莆田日报》上发表抗日谈话。中共闽中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决定同国民党莆田当局进行谈判。但鉴于特委5位领导刚在一个月前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因而对他们的言论仍持谨慎态度。

果然不出所料，闽中工委派往香港与南临委联络的交通员金贯一刚刚启程，即于8月7日在莆田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强加所谓“汉奸”罪名，妄图将其杀害。为了营救金贯一，中共闽中工委当即决定公布金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与工委的组织关系，提出同国民党莆田当局举行谈判，表明和平诚意和合作抗日意愿，要求释放金贯一，于是以中共莆田县委的名义，发信给《莆田日报》社转交国民党莆田县党部。信中指出：“国难当头，凡属国民，具应捍卫国家，为民族生存，特捐弃素来政治主张……共同担负救亡工作”，并派杨采衡前往商谈。杨与县党部指导员黄士豪接触后，即面见莆田县长夏涛声，要求释放金贯一，夏答应向上级报告。国民党当局慑于社会舆论，几天后，不得已把金贯一释放。

金贯一获释后，中共闽中工委认为谈判时机已经成熟，于8月12日致函国民党莆田当局，表示“准备随时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提议“莆田县党部亦派代表先行接洽，共同努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并随函附去署名“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联队指挥部”的《为反对日寇进占华北告民众书》的油印传单，指出：“当此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中华民族只有大事联络一致抗日。”8月18日，《莆田日报》发表了以上信函消息，黄士豪也通过《莆田日报》发表谈话，称愿意与闽中工委代表“商洽”。8月下旬，闽中工委抗日义勇军正式派杨采衡为代表，进城与莆田县党部国民党正式代表黄士豪谈判。

在谈判中，杨采衡提出了12条合作条件，主要原则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义勇军可改变番号，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国民党保证军饷供给；立即释放政治犯，保证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的安全；保证抗日言论自由等。同时表示，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共同维持社会治安。

谈判双方曾为游击队是“收编”还是“点编”展开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收编”吞并共产党的武装。但杨采衡始终坚持游击队点编后必须仍由共产党领导的原则立场。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8月28日达成协议。随后杨采衡同黄士豪赴泉州面见国民党驻军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钱表示同意双方达成的协议。9月，刘突军又亲抵莆田县城与县长夏涛声就有关红军点编集中地点及经费、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双方商定，红军部队先在莆田尚书桥畔赤石宫集中整训，发给经费1500元，集训期间，驻地周围25公里内不得驻扎国民党军队。为便于联系，在莆田城关西岩寺设立闽中抗日义勇军办事处，由方言（方子明）任主任。

9月中旬，闽中红军游击队集训开始，主要进行形势、政策、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同时进行扩军，队伍扩大到200多人。10月15日，刘突军率队伍驻扎在莆田南门外锦亭寺，接受国民党第二三九旅派来的代表点编。点编后，部队被指定在莆田南郊广化寺驻防，第八十师正式公布把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联队编为该师特务大队。任命刘突军为少校大队长，杨采衡为上尉副大队长。特务大队辖二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雷光熙，政治指导员翁鸿镗；第二中队长吴德标，政治指导员金贯一。闽中红军游击队点编后，便利用合法地位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好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