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9月3日起，日军军舰、飞机炮击、轰炸金门、厦门。10月26日，金门沦陷。中共泉州党组织从此进入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而努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又联合又斗争的历史时期，党领导下的泉州人民从此投入持续8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达成的协议，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大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南昌。1月28日，谭震林从军部返回龙岩白土闽粤赣边省委驻地，正式宣布将闽西、闽粤边、闽赣边和闽中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后改由粟裕）任副司令员。此后，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四团；闽浙赣边区部队（义勇军）、闽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红军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整装出发，告别白土，浩浩荡荡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闽中地区国共谈判虽达成协议，闽中红军游击队也点编就绪，但这只是国民党福建当局迫于抗战形势和国内外政治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当中共福建党组织领导的各地红军部队整编北上，省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大大减少时，国民党福建当局便暴露出假合作、真摩擦的真面目。

1937年10月下旬，闽中工委再次派黄国璋到香港向南临委汇报。11月初，趁黄赴港未归之机，国民党第八十师以金门沦陷、闽南时局紧张为由，下令将特务大队（由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联队”，再“点编”为“特务大队”。本栏目上个故事《闽中国共和谈达成协议》里有详述）调进泉州城驻防。这本是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调虎离山计，但闽中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刘突军未能及时识破这一阴谋。对部队是否开进泉州，闽中工委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去，因为泉州是闽南八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去不仅可扩大政治影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促进安南永老根据地的恢复，而且可以表明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可避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另一种意见认为，孤军进城太冒险，莆田是老游击区，群众基础雄厚，国民党兵力较少，不敢轻易下手，而进入泉州，置于国民党第八十师直接控制之下，危险太大。

刘突军倾向前一种意见，并说服了持第二种意见的多数人，决定把部队开进泉州。

特务大队临出发前，进行了一番整顿，把老弱人员动员回乡就地参加革命斗争，又选出10个精干的队员携带短枪留在莆（田）永（泰）边区坚持斗争，其他指战员于11月中旬，由第二三九旅派4部汽车运送到泉州城区，驻在承天寺，国民党驻军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即派中校参谋处长张保华到特务大队部，协助制定训练计划。

特务大队一进驻泉州城，就在国民党第八十师的严密防范控制之下，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给该师有了可乘之机。

12月下旬，从香港南临委返厦的黄国璋得知特务大队已进驻泉州，感到问题严重，当即赶到泉州召开闽中工委扩大会，传达了南临委关于“要提高警惕，防备突然事变”的紧急指示，随即赶往闽西向闽粤赣边省委请示。1938年1月17日，闽粤赣边省委专门讨论了闽中问题，一方面请南临委出面交涉，设法改变这种危险局面，另一方面指示闽中工委要提高警惕，防备国民党趁机制造事端陷害闽中武装；在上级未正式交涉闽中武装编入新四军之前，要注意避免摩擦；要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和生产运动。根据这些指示，闽中工委着重研究了防止突然事变的措施，确定把部分未暴露身份的干部调回莆（田）永（泰）老游击根据地，并立即派刘突军与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联系，请求迅速将部队正式编入新四军。

特务大队一抵泉，中共晋南工委书记李刚就组织泉州各界热烈欢迎。朱汉膺等代表泉州各界到驻地承天寺进行慰问和赠送慰问品。充分体现了泉州党组织对从军队合作开始的闽中国共合作的真诚支持。刘突军也密切配合泉州党组织的工作，广泛发动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期间，刘突军积极与社会各界联系，曾多次会见文艺界知名人士林任生等人。部队纪律严明，善于联系群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深受群众爱戴。泉州地区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特务大队这些活动却招惹国民党泉州当局的不满，于是，便蓄意制造摩擦事端。

原本国民党反动派就蓄意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队伍，国民党福建当局下令“尚有在闽设留守处从事活动者，应即饬属严予取缔，应一律取消，如有违犯不遵从命令，一律视同土匪严办”。钱东亮（第八十师副师长、第二三九旅旅长，“闽南抗敌自卫团”司令）借口时局紧张，一面提出要为特务大队扩充国民党兵员，一面给刘突军封官许愿，竭力拉拢刘突军。遭刘突军拒绝后，又改变手段，制造事端，嫁祸于抗日队伍。钱竟然派出第二三九旅士兵冒充抗日义勇军战士，抢劫市区东街一家布店，勒索老板10万元。老板以借钱为由向特务大队报告，刘突军闻讯后即派干部带队，当场抓获两名歹徒。该旅要求放人时，刘突军即派人将两名歹徒游街示众，押送到旅部去，要求严办。钱只得将两名士兵处决了事。从而挫败了国民党当局采取卑劣行径妄图破坏共产党抗日武装声誉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2月，闽西红军先行编入新四军后，新四军在福州设立了办事处。这时闽中工委和特务大队领导人一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特务大队要加入新四军。他们不仅不答应这一正当要求，而且又在策划新的阴谋。3月上旬，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在福州紧急召集第八十师副师长钱东亮、省保安处长黄珍吾及省党部特派员陈肇英共同策划，欲谋杀刘突军，收缴特务大队的武装。钱随后即回泉部署。3月9日，恰逢刘突军决定再次去福州新四军办事处请求迅速将部队收回，他先派郭永星回莆田通知黄国璋、苏华等人为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作准备，然后正式向钱东亮请假去福州。钱认为时机已到，在准假的同时，密令莆田驻军营长彭时斌在莆拦截，设计陷害。次日下午，刘突军偕同工委青年部长高万里、警卫员王肇锴至莆田东站下车，苏华等前往迎接，并告知开会地点，但即被彭时斌的代表“请”去，说有要事相商。刘一时难以脱身，随同前往。当晚，黄国璋、苏华、李刚、方国潘、邱子国等集中等候至凌晨，刘突军仍然未归。次日方知刘已被捕，且全城戒严。闽中工委撤离后想营救，但刘突军与随行人员及两名回乡探亲的战士被捕后均于当晚被杀害了。

在杀害刘突军等5人的第二天，驻泉第二三九旅即宣布全城戒严，钱东亮还厚颜无耻地派人通知杨采衡、翁鸿镗到司令部，指责刘突军是“带款潜逃”，随即派一个团包围了承天寺，强行收缴了特务大队武装，扣押全体指战员，制造了震惊八闽的泉州事件。

特务大队被缴械后，当时尚不知道刘突军已经被害的杨采衡、翁鸿镗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号召大家团结战斗，并研究了几条意见，即要求国民党当局保证刘突军的人身安全，并将其送回大队；要求把特务大队送交新四军参加抗日；要求全队指战员生死与共，不得分散。当钱派参谋长来训话时，杨采衡、翁鸿镗等即要他立即把上述意见转告钱东亮。泉州事件发生后，杨采衡立刻电告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和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汇报事件真相，要求迅速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发还枪支，释放被扣人员。中共闽中工委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措施，一方面派黄国璋、杨采衡到福州，向新四军办事处作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派工委委员李刚回泉州，发动各界进步人士组织舆论声讨。4月1日，闽西南潮梅特委机关所属的《前驱》和《团结》报都发表了泉州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特委书记方方以穉华的笔名在《前驱》上发表了《“由不服从命令”说到“视为土匪严予惩办”》的时事评论，谴责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的行径，强烈要求“迅速发还闽中被缴武装，释放被俘人员”。泉州党组织及时致电党中央，报告泉州事件情况，请求批准把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也发电报给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并由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直接与陈仪交涉，要求送还人员枪械前往军部。

被困于泉州承天寺的特务大队全体指战员，在泉州党组织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关怀下，坚定团结，坚持斗争，同时利用国民党官兵之间内部矛盾开展政治宣传，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不凡气质。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陈仪不得不同意交还特务大队人员和武器。3月下旬，由第八十师派汽车把特务大队全体人员运送到福州洪山桥兵营，并在驻地清点交还了收缴的武器装备。这支队伍经过休整后，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二连，吴德标任连长，翁鸿镗任指导员，雷光熙任副连长，新四军办事处指定由杨采衡率领，于1938年4月中旬开赴皖南前线参加抗日。

泉州事件的发生，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妄图通过统一战线削弱、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庐山真面目”，充分暴露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破坏国共合作、企图吞并闽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闽中工委、泉州党组织也从血的代价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才能生存，才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