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金门、厦门相继沦陷后，泉州地区成为前线，日军飞机时常在泉州沿海集镇上空骚扰破坏，形势骤然紧张。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根据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阐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决定在晋江、南安地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中心县委认真做好基层统一战线工作。尽管晋南各乡联保主任是国民政府的办事人员，但大多数人赞成和拥护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尤其是日本侵略者迫近家门，泉州人民切身利益遭受威胁的非常时刻，各条战线武装自卫守护家门的意愿都非常强烈。中心县委即选择在较有群众基础、地理位置重要的深坑、梅花岭、官桥及树兜、浮桥、紫帽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带曾组织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过轰轰烈烈的“五抗”斗争。此时，国民党晋江县政府也感到“厦市沦陷，敌图闽南益急”，发动本县民众建立武装自卫组织“以备将来辅助正规军作战”十分必要。

1938年10月，泉州中心县委发起邀请了晋江、南安24个乡的28个联保主任到南安官桥深坑乡（今属官桥镇）后林墟联保主任办公室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由中心县委书记李刚主持，辜仲钊和刚从南洋返回的党员粘文华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金门、厦门沦陷，祖国东南大门已被打开，保卫家乡迫在眉睫，务必立即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随时准备抵御日军的侵略，因此作出了成立“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的决定。根据各乡的不同情况，会议决定自卫队管辖机构，男青年组织战斗队，以联保为单位成立大队，下设中队、小队，并立即进行军事训练；妇女组织救护队；年老的成员组成后备队。蒋坤灿为自卫队游击司令，并下辖已经组建在泉州新门外的第一团（团长蒋以起）。自卫队设立了后勤部，蒋报捷为后勤部总指挥，负责筹粮筹款及购置枪支弹药，陈正宗管理财务。会议还决定成立政治部及文艺宣传队，推选粘文华为政治部主任。会议决定由各联保主任积极筹备经费，准备储粮，并在深坑建仓库。一旦日军入侵，即以岭兜、深坑一带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会议通过了晋南联乡抗日群众武装的组织章程，制定了政治目标及军事、组织、宣传等方面的活动大纲，最后各联保代表一致签名，发表了会议《宣言》，提出了保国保乡的口号。

泉州各界人士对成立晋南抗日武装组织积极支持，许多人争着报名参加抗日队伍，并纷纷捐饷捐粮。斗南村的陈正宗，主动将用来守家护卫的20支驳壳枪，全部献给自卫队。

在此期间，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还组织华侨和开明绅士开会，宣传抗日救亡，配合抗日自卫队的筹建。同时在较有群众基础的树兜村组建武装力量。树兜村曾因打垮土匪军缴获300多支步枪，加上各界人士积极捐助，很快就建立了装备较为精良的联乡抗日自卫队。因此，新门外的第一团很快就发展到800余人，全体队员天天参加战斗训练。

通过一段时间组织发动，深坑、梅花岭、官桥、树兜、紫帽一带迅速组织了抗日自卫队，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并配备各种武器，极大鼓舞泉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定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是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在泉州地区的顽固分子也纷纷出笼，诽谤、攻击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改组抗敌后援会，罢免辜仲钊的职务，一些抗日进步刊物被迫停刊，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等武装组织也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