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永德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红二支队的不断壮大，安溪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动摇了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统治。于是，他们狼狈为奸，改变阴谋，暗设圈套，妄图消灭红二支队，破坏土地革命。

原安溪民军副营长王观兰纠集股匪，驻扎在红二支队常驻的蓬莱登虎榜附近的温泉村。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其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寻找出路，他于1933年初利用温泉赤卫队负责人唐某和陈参（女）的关系，在登虎榜找到安溪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领导人李实、陈凤伍，表示悔过，乞求参加红军游击队。王为了表示“诚意”，曾经把队伍带到登虎榜接受教育，还指派其心腹排长林仰成为联络员。

国民党安溪县长林枢、民军头目林谦（林寿）和第十九路军旅长张励等人经多次密谋策划，采用通过拉关系，进行劝说，并加以利诱的办法使王观兰为之效劳。当王观兰表示同意伺机抓捕陈风伍等人后，他们为了达到骗取红军游击队相信的目的，便商定由蓬莱区长李孝长张贴通缉王观兰的“布告”，制造了一个假通缉的闹剧。

1933年4月，陈凤伍为考验王观兰是否真正拥护革命，令王观兰消灭温泉民团长唐良成、龙居土霸林夫卿。王观兰耍了两面手法；一面执行命令，亲自处决唐、林二人；另一面派人秘密侦察红二支队情况。在国民党地方官吏、民军、豪绅的纵容策划下，通缉王观兰的“布告”到处张贴。“布告”称，土匪王观兰，勾结土共，扰乱治安，危害民国，定要捉拿严惩，以安民心。看到通缉“布告”，听到有人还说，看样子第十九路军正摆出攻打王观兰的架势后，连原来心里疑团重重的陈凤伍也开始信以为真，放松警惕。

1934年4月，中心县委终于决定把王观兰所属170余人枪收编为红二支队第四大队，其大队领导成员暂时按原班人马不动。

王观兰一伙在取得李实、陈凤伍等人进一步信任后，便按照主子的意图，加速诱捕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领导人的阴谋步骤。8月初，王观兰召集林仰成等40多人在蓬莱龙居的顶寨开会，布置诱捕计划。随后，王观兰一方面写信给陈凤伍、李实，诈称“部属林荣忠、周清江叛变，到处派黑单饭担，肆意抢劫，强奸妇女，影响极坏，望速带队到福山处置。”另一方面，写信给其他股匪头目吕振山、王桂贤、王连山等，邀他们带队协助围捕陈凤伍、李实。信送到登虎榜时，正好陈凤伍不在，李实复信答应赶到，王观兰接到李实的复信后，即密告其他股匪，要他们到福山埋伏。21日，李实带领40多名干部、队员来到福山水尾时，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疑有伏兵，立即将队伍撤回登虎榜。王观兰阴谋落空，抱怨第十九路军来得不是时候。

9月6日，王观兰再次召集亲信议定新的诱捕计划。第二天，林仰成等人带着王观兰给李实、陈凤伍的信到登虎榜，请他们到温泉共同商议攻打后宅事宜。林仰成回去后，李实召集陈凤伍等军政干部开会，进行讨论研究。会上有人提出，上次险遭伏击，这次恐怕也有诈，不去为好。但李实不以为然，认为王观兰逼于形势，接受收编，受国民党政府通缉，他要为我们消灭仇敌李振芳，这是为丘九同志报仇的机会，我们不但一定要去，而且要多去。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决定挑选8位同志前往。

1933年9月8日午后一时，李实、陈凤伍、李世全、官桥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傅有智和政治部宣传科长唐光华、军事骨干小马、肖宝林、通信员颜资等一行8人，从登虎榜出发。临行前，陈凤伍交代在家游击队员要加强防备，并对同往的通信员颜资交代了若遇不测时的应变办法。他们路经上智、龙居，下午3时抵达温泉。当晚，王观兰假献殷勤，设酒席款待，想灌醉陈凤伍、李实等。陈、李多次谢绝。王观兰只好放弃在酒宴中下毒手的计划。宴罢，王观兰安排李实住青云楼，傅有智、唐光华等5人住唐良成家，陈凤伍和李世全住唐雨家的楼上。

当天深夜，王观兰密令其部属按约定时间分3路同时进行围捕；王观兰率兵直扑李实住处青云楼，乘其熟睡之机，将其捆绑；同一时刻，傅有智等5人也被捕，陈凤伍没有睡意，由林仰成陪着聊天，约定时间已到，他们急得没有办法，即叫护兵故意在陈凤伍、李世全床前楼板上摆下烟台，抽起鸦片。陈凤伍平时最讨厌鸦片烟，一见这情景，便把脸朝床里。匪徒乘机偷走李世全的曲二四短枪，并猛扑陈凤伍、李世全。有的抢枪，有的抱胸压脚。由于敌众我寡，李世全被捕，绑在一边。陈凤伍凭着一身好武艺，挣脱敌手，并把三个匪徒打趴在地，然后从楼上跃到楼下。敌人为了活捉陈凤伍，没有开枪，依仗人多，蜂拥而上，把陈风伍围在中间。陈凤伍怒火中烧，奋起拼搏，但终因体力耗尽，被敌人用木棍打中腿部而被捕。

当晚，王观兰将陈凤伍等人用铁线穿过耳朵串在一起，押到上智交给早已在那里等候的第十九路军营长陈谋光等。王观兰受到主子奖赏后，接着，又按指令连夜设下诱捕副支队长黄福廷等人的圈套。第二天下午，黄福廷等5人同样被捕，押往上智交给国民党县长林枢。

安溪中心县委得知李实、陈凤伍等13位同志被敌人诱捕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当即派出精干游击队在通往县城的路上埋伏，准备营救战友。但因狡诈的敌人绕山路押送，营救未成。陈凤伍、李实等4人先被押到城厢码头关禁，尔后也押送县监狱。黄福廷等9人先被押到城厢雅兴关禁，尔后押送县监狱。由于敌人日夜严密防守看管，劫狱行动无法实施。被捕的13位同志除16岁的通信员颜资假称是被游击队抓来的、无知，而被释放外，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坚贞不屈，用各种方式顽强地与敌人抗争到底。最后，黄福廷等5位同志在刑架上壮烈牺牲，骆招全等2位同志为抗议敌人的暴行而绝食殉难，李实、陈风伍、李世全、傅有智、唐光华等5位同志于9月17日在安溪县城凤冠山英勇就义。

青云楼事件发生后，官桥区整个工作给土匪破坏得不堪设想，组织上完全塌台。黄口区的组织也被土匪黄世春摧残得七零八落。彭区、湖头均受到严重破坏，镇田、金淘等区受到冲击。县委只好集中精力巩固中心区——东溪区，加强对秋收斗争的领导，加紧组织武装赤卫队、少年儿童队，将总队部成立起来，同时将特务队与后备队改编为革委的警卫队。为对付国民党纠集安南永三县地方军，分七八路向东溪“会剿”，县委一方面把队伍分作四队分散在东溪边境，领导秋收斗争，同时向外发动斗争；另一方面利用有利地形应付敌人进攻，保护农民上山，厉行清野计划。冲破敌人第一次进攻后，县委重新分散队伍到各地领导斗争，及时组织精干的驳壳枪队，到永春敌人的腹地游击，将农民斗争扩大到永春方面，使敌人进攻东溪目标转移。在永春建立了马寺山脉、猛虎山脉游击根据地，使永春中部形成了以达埔为中心，包括蓬壶、石鼓、鳌峰、锦斗、玉斗、岵山、仙夹等10余个乡几十个村落的游击根据地。  

11月上旬，安溪中心县委在佛仔格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分析青云楼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了血的教训，认为这是“县委在安溪政治转变中对土匪估计的错误”造成的结果，指出李实等领导人被胜利冲昏头脑，“对土匪过于幻想”，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地主会利用土匪来维持它垂死的统治”，没有把匪首与土匪士兵“分作两个阶级看”，“不了解对土匪的策略，而走上了土匪的路线，对土匪不是去进行下层的工作，而是作上层的勾结。”放松应有的警惕，轻信了王观兰。“李实靠个人的聪明与英雄，不接受县委的指示，而领导了十多个得力的同志表演一次流血的悲剧”，给安南永德革命斗争带来重大的损失。

会议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调整充实了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的领导成员，一致通过由安溪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剑光代理中心县委书记，易培祥任组织部长，黄英任宣传部长；红二支队长由参谋长黄英代理，李剑光兼政委；派原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林多奉任永春特区委书记，派林书作到德化工作，以加强边远区域的领导，并把德化工委改为区委。同时组织力量加强中心区域和恢复被破坏区域的工作。

中心县委运用各种斗争策略和通过领导群众开展秋收斗争，终于巩固了安南永德红色区域。在恢复被破坏区域的过程中，为适应新的斗争的需要，便于加强领导，中心县委于12月决定把官桥区和彭区合并为官彭区，芸区和东溪区合并为芸溪区，湖头区并入黄口区，镇田区并入金淘区，并调整配备了各区委成员。

1934年1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原红三团团长尹利东（尹林平）为红二支队长，李剑光为政委。安南永德地区的革命斗争又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