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泉州各地农村游击武装斗争和反“三征”运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参加开辟新区和游击战争。向农村输送大批知识青年成为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形成热潮，一批接一批地从泉州、厦门、漳州等城市大中学校涌向游击区。这些知识青年投身农村革命斗争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党组织输送为主，与本人自愿、自动回家乡参加游击战争相结合；二是以输送青年学生为主，与选送少数教职员、工人相结合；三是以输送泉州籍青年为主，与选送少数外地籍青年相结合。他们当中，既有党、团员，也有积极分子。

厦门闽西南系统党组织先后派到安溪中心县委所属游击区的党团员和知识青年有300多人，大部分在内安溪和永春、德化、大田农村工作，还有一部分到同安、南安、晋江、惠安等县工作。

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厦门工委组织输送到泉州闽中系统各游击区的学生党员干部和知识青年有200多名。泉州中心县委漳州工委以龙溪中学、龙溪师范为据点，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动员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投入漳属各地群众性反“三征”斗争，还先后向闽南、闽中游击区输送了一批青年干部。

闽南厦、漳、泉各城镇大中学生下农村参加游击战争，到1949年夏秋期间进入高潮阶段。这时，一方面闽南地区农村游击战争遍地开花，游击武装到处出击，游击区更加扩大，需要大量的干部开展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势如破竹地进军福建，5月之后解放闽北各县，逃往东南沿海一线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了这一地区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加强了法西斯反动统治，有的学校被迫解散，很多学校提前放假，而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高涨，一批骨干身份暴露，需要转移到农村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在此期间，闽南各大中学校的共产党员、团员、进步学生除小部分留校坚持斗争外，大多由党组织安排输送到农村参加游击战争，或自动返回各自家乡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共有3000人左右，大部分到泉州各游击区。

各级党组织都十分重视知识青年下乡前和下乡后的培训工作，举办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群众观念和政策观念，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9年5月，南安师范30多名党员在校党总支带领下，根据安溪中心县委的指示进入安溪游击区，参加了安溪中心县委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参加这期训练班的还有集美学校、安溪县中、蓝溪中学、南安英都中学的学生，共90多人。游击区干部训练班先后在安溪、永春开办，历时2个多月，培训青年学生300多人。除学习理论、政策，开展理想、人生观教育外，还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基本军事训练，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理想，坚定革命意志，提高革命本领，树立革命作风。

通过培训，城市知识青年大多在农村革命斗争的广阔天地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较快地适应了新环境，积极工作，英勇战斗。不少人成为游击队和地方的骨干，有的还是领导人和指挥员，有的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的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海疆学生陈智慧担任了晋南同游击大队政工队长，林思敬、朱联法、陈金元、张毓昆担任了区工委书记，林元成、曾国雄担任了区工委委员，广东籍的麦锡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在游击队首次攻占安溪县城后、敌人反扑时，厦门省中学生黄协隆撤退不及被捕牺牲。原厦门大学城工部党员陈庚申在县城附近不幸被捕，凶残的敌人对他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用铁丝穿透他的双手，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他忍着剧痛，带着遍体鳞伤，大义凛然，横眉冷对，不为所屈，赴刑场时，沿途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

城市的泉州党组织除输送大批骨干支援农村的斗争外，还从舆论、财力、物力方面给农村以支持。厦门大学的晋江、南安、惠安、永春等县籍的党员，发动同乡的同学，以各县同乡会的名义，相继出版《鲤城导报》（晋江）、《柳声导报》（南安）、《螺阳导报》（惠安）和《桃源导报》（永春）等寄回家乡，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泉州中心县委厦门工委为了支援农村游击战争，发动募捐，筹集经费和急需的物资，通过党员和各种社会关系，向工商界开明人士劝募一批款项和物资，仅游击区紧缺的西药一项就值2000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