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1945年9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任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6年1月，中共闽粤边临委发出《关于革命新时期的当前任务》，要求所属党组织加强白区和城市合法性的求生存斗争，使民主运动与求生存斗争联系起来。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和隶属于闽南特委的龙门党组织在贯彻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都注意结合泉州地区的实际，把学校工作作为城市工作的重点。

从1945年秋起，泉州中心县委和惠安县工委就先后派颜嘉祥、陈英才、林思敬、朱联法等党员到泉州城区国立海疆专科学校，边学习边开展活动。1946年春，龙门党组织陆续派党员王新整到安溪县中（后转同安中学）、洪惠到南安师范，张光到南安码头成功中学，陈华、何家沛到同安中学，或任教或读书，同时开展活动。

派进各地学校的共产党员都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以校际或跨校联合的读书会、学术研究会、时事座谈会、学生书店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和信息，团结教育广大学生。较有影响的有1947年春组织的“学声学术研究社”，曾扩展至泉州城区7所大中学校，拥有会员70多人，主要传播革命思想，团结进步同学，还接受党的任务，做些秘密工作，以后这些成员大多转移到农村参加革命。

到了1947年夏，泉州已有不少城镇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一些学校成为党的活动基点，给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领导保证。

国立海疆专科学校是当时泉州城区唯一的大专学校和学生运动的中心。1947年5月18日，海疆学生为支持教师提高待遇，罢课5天，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宣言，致电国内各国立专科学校和报社。同月，海疆等校学生还在泉州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把来泉布道、散布谬论的基督教华南布道会的反动牧师金罕逐出泉州。

1946年5月以后，泉州学生运动已由解放战争初期进行的生活斗争转为政治斗争。斗争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南安师范五二七学潮、泉州城区学生反美扶日大游行和声援南京四一惨案等。

南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省立德化师范，创办于1939年秋，校址初设德化城关，1946年1月迁到南安诗山，改名省立南安师范。南师招收的学生大多出身贫苦，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一所重点学校。还在德化时，即有闽中系统党员郑成竹、林金榜、许东汉等在校内活动，郑成竹还担任过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自1946年3月起，闽西南白区党组织就从暨南大学调派学员洪惠，从安南同党组织调派党员白冲、林明发、许培贤、翁牡丹（刘一虹）、林火撰等，以任教求学为掩护，在南师培养进步教师和学生入党，成立了党支部，1948年扩大为党总支。党组织在学生、教师中组织读书会，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介绍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骨干。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天津学生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当地国民党宪警竟然进行镇压，制造了五二〇血案，两地参加斗争的学生被殴伤和逮捕者200余人。消息传到南师，全校学生非常气愤。5月27日，校方因查不出在教室黑板上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八个粉笔字是哪位学生写的，便要借机开除当天的值日生陈荣发。早就对以校长戴世龙为首的学校当局随意克扣学生伙食、无故给几十名同学记过、退学、开除等处分不满的300多名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学潮，要求戴世龙取消对陈荣发的处分。同时发动同学签名，反对法西斯式的校规，并准备第二天到诗山公园集会，举行总罢课。戴世龙不仅蛮横无理地拒绝学生的合理要求，反而威胁、恫吓学生，扬言要严惩学生代表。当晚，自修回宿舍的同学们，愤怒地敲打床板，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高呼“打倒反动校长”“反对法西斯”“我们要民主”等口号。反动教官竟鸣枪警告。学生们纷纷以木棍、石块、桌脚、饭罐等作武器，冲出宿舍，并冲向校长住所。戴世龙见势不妙，溜之大吉，随即带60多名诗山军警、民丁包围了学校。28日凌晨，南安县自卫大队长调来2挺机枪，架在学校门口，开枪射击，威胁学生。面对众多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同学们毫不畏惧，坚决斗争，党员和学生积极分子始终站在最前面，组织同学自卫，把企图逮捕学生的军警赶出校门。一些学生还勇敢地冲出包围圈，向附近各中学和全省大中专学校发出通电、通报。一些进步教师也站出来抗议戴世龙武装镇压学生。工友们则积极为学生烧开水、送饭菜。当地农民和社会进步人士对学生的斗争也给予支持。由于学生没有退缩，反动军警只得撤离学校。国民党南安县政府不得不派人与学生代表谈判。学生代表提出四项条件：1.收回开除同学的成命；2.撤掉戴世龙的校长职务；3.学校的一切损失不能由学生赔偿；4.保证学生人身安全，改善伙食。当局害怕事情闹大，便一面假意答应上述要求；一面封锁交通，断绝南师与邻近学校的联系，不让学生上街采买，堵塞学生生活来源，威逼附近地方的学生家长带回子女，动员富家学生子弟回家，分化学生。最后，校方宣布停止供给伙食，提前放假，逼学生离校。坚持一个星期的学潮就此结束。不久，一些党员、积极分子、学运骨干被传讯。这次学潮虽然未获全胜，但锻炼和教育了广大师生，从中涌现了一批追求真理的积极分子，而且后来大多参加了共产党，并投身农村的武装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生1.5万多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发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泉州党组织随即引导城区各校学生起来响应。国立海疆专科学校地下党员和左翼学生秘密集会，决定发起示威大游行。首先由学校惠安支部发动，用暗中串联的方式，一夜之间取得全校2/3学生的签名赞同。接着，排除了校方和右翼分子的干扰，由校学生自治会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提出行动方案：1.发电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抗议；2.向全国学生发表宣言；3.罢课4天，举行示威游行；4.委托校学生自治会进一步联合城区其他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游行。

方案一定，海疆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增甫即出面召集省立晋中、晋江县中、晦鸣中学、培元中学、民生农校、建国商校、泉州中学、培英女中、西隅中学等校的学生代表30余人在海疆学校图书馆开会，一致决定成立“泉州中等以上学校反美扶日示威游行筹备组”，分设宣传、联络、总务、纠察4个股，分头进行筹备，呼吁各校教职员工踊跃参加游行。会后，各校代表返校布置发动，派人上街出墙报专刊，组织宣传队宣讲，大造声势。

6月3日上午，来自泉州城区10所学校的学生、教师、职工8000多人云集中山公园，大家听取主持人宣读告全体同学书后，即在“泉州中等以上学校挽救民族危机、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横标的引导下，手执写着标语的五色纸旗和各种反美扶日的漫画牌，向中山街进发，沿途高呼“反对美帝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美帝国主义滚回去”“要民主、要自由”“反卖国、反独裁”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队伍两旁有学生纠察队卫护，整齐有序，声势浩大。许多市民自觉跟随队伍行进，同喊口号，同唱歌曲，情绪高昂，真是万人空巷，古城震动。

在南师，学校党组织也采取党员个别串联、统一行动的办法，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发动150多名学生，分赴诗山、码头、高盖等地，举行反美扶日示威游行，在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卖国、独裁的罪行，使城乡的学生运动互相呼应。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也鼓舞着泉州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用和谈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伺机卷土重来。但是，历来站在民主运动前列的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继续维持法西斯统治是深恶痛绝的。1949年3月，泉州城区各校拖欠教职员工薪金严重，晋中教师已2个月没领一分钱，学校党组织便由校学生自治会出面，决定罢课请愿，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列队上街游行，高呼“反对饥饿”“打倒官僚资本”等口号，并到新桥头向中国银行泉州支行递送《抗议书》，迫使银行当局与学生代表谈判。在党员的带领下，学生们还把到学校“训话”的专员轰走。国民党当局害怕学潮闹大，赶快发了欠薪。4月1日，南京11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又一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一惨案。消息传来，泉州城区工委学生党总支立即召开会议，接受海疆学校党支部和省立晋中党支部的建议，成立了“晋江县各校南京四一血案后援会”，发动全城学生进行声援。各校学生自治会均迅速派出代表在海疆学校举行联席会议，通电南京学生四一血案后援会，表示声援。会后，各校学生都进行4天罢课。

1949年5月后，泉州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党员、积极分子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纷纷进入农村参加革命斗争。